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刑警向柳五爷详细询问了7日晚餐时的情况，听下来并无可疑迹象，而且，所有的菜肴在场的四个人都吃了，酒呢，柳五爷因病不沾，可是曹、刘二位都是喝了的，他们三人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裴俊君付了账，四人一起离开“鸿洲馆”。出门没走多久，对面路边有人喊“老裴”。裴俊君应声驻步，转脸一看，就应了声，好像也是“老”什么，应该是对方的姓氏，然后又回身对柳五爷说要跟朋友说会儿话，这事就拜托五爷了，多谢！说罢就穿过马路去跟那人说话了。柳五爷记得那人是个瘦高个子，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绸质长裤。柳、刘、曹三人站在马路这一侧目送着裴俊君穿过马路跟那人说上话后，方才离开。
金必旺问柳五爷：“之后你们去哪里了？”柳五爷答称三人结伴一起走到前面的路口就分手了，他径自回家，在家住的巷口被人叫住下了两盘象棋，回家后洗了澡，然后坐在门口纳凉，跟一干邻居摆龙门阵到午夜过后方才歇息。至于老刘、老曹后来去了哪里，他就不清楚了。
金必旺让柳五爷暂留分局，派刑警储兴德前往其居住地找他说的那几个下棋和摆龙门阵的邻居核实；又让陶大根、章凤翔去传唤刘、曹二人来分局接受调查。
一番调查进行下来，证实柳五爷所言内容属实。老刘、老曹二人与柳五爷分手后各自回家了，而且回家后当晚并未离开过，都有多名证人予以证实。刑警另外获得一个有些模糊的信息：据老刘、老曹说，他们听见裴俊君称叫住他的那个瘦高个子为“老陈”。
根据法医对裴俊君死亡时间的推断，裴俊君被害应该是在跟柳五爷三人分手后。因此，追查“老陈”的下落就成了专案组按下来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专案组对情况进行分析，刑警马疾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是那个“老陈”对裴俊君下的毒，由于法医已经明确是在死者胃中检验出毒药成分，因此凶手的下毒方式只能是把毒药混在液体中让裴俊君喝下，而不可能是混在香烟中致其中毒的——抽烟吸入的毒素不可能进入胃部。这样一来，凶手就必须具备一个作案条件，即要能和裴俊君坐下喝点儿什么，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毒药混在液体里让裴俊君喝下。而从那个“老陈”的穿着来看，应该不住在铁马街这一带，因为大热天的，如果他就在家门口溜达，尽可以穿得随便些，大裤衩、无领无袖衫，甚至光膀子的人还不是满大街都是？所以说，如果他不住在附近，就不可能把裴俊君带到家里去喝茶，只能把裴俊君带到附近适宜于喝茶、咖啡、汽水等饮料的场所，当然，也不能排除进某个馆子喝点儿啤酒的可能性。
马疾的这个观点不被储兴德、陶大根、章凤翔三人所认同，原因是裴俊君被害后，还有一个抛尸池塘的问题。这绝非可以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因此，那个“老陈”肯定是把裴俊君带到了一个既可以喝东西，又适合隐藏尸体、方便抛尸的隐秘场所。一般说来，这个场所只能是“老陈”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窝点。考虑到抛尸方便，这个窝点应该在浮尸池塘附近。而裴俊君约柳五爷他们喝酒的“鸿洲馆”就在观音桥附近的铁马街，因此，凶手的窝点也应该在铁马街附近。
专案组长金必旺赞同后一种观点，于是，就决定对以铁马街为中心的方圆一公里的居民进行调查，希望能够发现相关线索。
调查一连进行了三天，专案组五名刑警在观音桥派出所、居委会的配合下对划定的调查范围进行反复查摸，却未能查到任何线索。
7月10日晚上，专案组刑警在分局院子里开了个“纳凉案情分析会”。金必旺既是刑警队队长又是专案组组长，两头工作都要过问，折腾得虚火上升，牙痛发作，说话很不利索，所以尽可能不说话，听专案组其他四人发言。讨论了一阵，大家都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案子有些诡秘，凶手似乎并不按照常规思路出牌。这种情况通常只有在两种犯罪分子身上才会出现，一是精通反侦查路数的高手，知道刑警会怎样调查案件，所以故意制造反常规的现象以混淆警方视线；二是对什么侦查、反侦查都不懂，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随意去做，而他搞的那一套恰恰正是高明的反侦查动作。
这样，大家就只好从另一角度来考虑侦查方向了：裴俊君的死会不会跟7月3日在下马坡抢劫华锦秀坤包的那个强盗有关？裴俊君死前那几天不是在四处奔波扬言要追查强盗吗？那强盗可能听到了风声，而且感觉到危险正在朝自己逼近。他所作的这个案子案值虽然很小，可是如果让警方掌握情况的话，一副铐子是肯定逃不了的。而且更有可能的是，这人另有足够掉脑袋的隐罪，是一名逃犯，一旦落到警方手里，没准儿顺藤摸瓜就把他的脑袋瓜给摸掉了。因此，他会把裴俊君追查其行踪之事提高到关系生死存亡的程度来衡量。而为逃避其追查，只有先下手为强干掉对方。
刑警于是想起了窦雄生曾对专案组说过，他应裴俊君的要求弄到了一份第二区强盗的名单，次日便去找到窦雄生，把那份名单拿了过来。
这份名单上共有三十二名最近干过抢劫活儿的疑似案犯的姓名，部分姓名后面还有地址。之所以说是“疑似”，是因为窦雄生是用道听途说的方式获取这些名字的，其中肯定有不实之词甚至大多数信息都可能是不靠谱的。金必旺是二分局刑警队队长，他手头掌握的最近本区有作刑案嫌疑的名单中，也有抢劫犯罪嫌疑人，与窦雄生这份名单有很大出入。不过，大家认为窦雄生提供的这份名单还是有若干参考价值的，先挑选几个比较靠谱的对象调查起来吧。
这种调查属于外围查摸，不查别的，先查是否确有其人、体态外貌如何。查到后，再对照7月3日晚上华锦秀报案时留下的对抢劫犯外形的陈述，看是否有相符合的。如果不符合，哪怕对方确实是作过抢劫案的强盗，眼下专案组也不会感兴趣。
这样一番筛选下来，包括刑警队自己掌握的那份名单，共发现有七个人跟华锦秀报案时描述的劫犯外貌相像。于是，专案组用了两天时间把这七名家伙一一找到，带进了分局。可是，讯问一圈下来，七人均与下马坡抢劫案无关，跟裴俊君凶杀案更不沾边了。
这下，一干刑警简直傻了！储、陶、章、马四个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金必旺，金必旺一脸苦笑，说：“同志们都看着我干吗？我脸上又没写着线索。”
下马坡抢劫案发生的第十四天——7月16日，专案组刑警从市局每天编印下发的《敌情通报》上读到一条信息：本地那些跟犯罪沾边儿的家伙中间——即所谓的“江湖上”一一最近流传着一个传言，说有一份清朝末年缙云山“一点红”留下的藏宝图近日在重庆出现，由一小毛贼偶然所得．江湖上许多有些名气的人士都在打探该图的下落。
金必旺当时还没有把这个信息跟专案组正在承办的案件联系起来，纯粹是出于好奇，问道：“老储，这‘一点红’是何许角色啊？”
储兴德这年五十出头，是二分局刑警队年岁最大的刑警，也是二分局留用警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干刑警已经三十三年了，对山城旧时江湖情况了如指掌。他告诉大伙儿，“一点红”的本名叫何三剑，原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未入流百长，所谓“未入流”，就是算不上品秩的最低级别的军官。后来，何三剑跟顶头上司彭把总发生了矛盾，一怒之下杀了彭把总，遁身江湖，最后在缙云山绍龙观当了一名道士。这是个不肯安生过日子的家伙，道士当了没几年，就因违反道规而被驱逐出观。于是，他就仗着一身武功，拉竿子起山头，江湖上叫号“一点红”——这绰号据说来源于何三剑的独门暗器六棱钉，那上面是淬着毒药的，估计那毒药含有强烈的抗凝血成分，人挨一下就出血不止，不一定丧命，但肯定会因失血过多大伤元气，又因创口难愈而发炎溃疡，痛苦不已，因而终生难忘。
“一点红”匪帮人数不满百，影响却很大。“一点红”采取的策略是以缙云山为根据地，严格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原则，与当地百姓、寺观僧道、官府保持着良好关系，不但从不损害当地利益，还对冒犯当地利益的其他黑道人士采取措施，号称“护一方平安”。他们的绑票、打劫通常都是长途奔袭，百里打底，也就是说方圆百里之内是不作案的。
其作案手法并不拘泥于绑票、抢劫，有时还会盗窃、诈骗，甚至是做生意。只是，如若生意做得不顺看着要赔本了，就露出狐狸尾巴动刀动枪了。据说，“一点红”最远的一次作案竟然去了拉萨，由其亲自带队，把一座寺庙里的一尊尺余高的纯金菩萨偷回了重庆。
进入民国后，“一点红”匪帮开始交厄运了，政府军频频进剿，缙云山并非天险，于是败仗连连。民国三年，“一点红”匪帮终于被彻底剿灭。“一点红”本人被官军追逼至缙云山海拔一千零五十米的玉尖峰峰顶，两支枪的子弹打尽后，他把随身皮挎包里的东西一样样抛入深谷，然后把一个六棱毒钉拍入自己的腹部，跳崖而亡。当时，追捕的官军进入深谷去寻找“一点红”的尸体和他扔掉的物品，尸体和部分物品找到了，却没找到那张传说中的藏宝图。
自此，江湖上关于“一点红”藏宝图的传说不断，近四十年间，说得有头有尾的藏宝图重见天日的传闻至少已有九次，为此还发生过多次帮会、黑道人物之间互相残杀的事件。据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戴笠执掌的“军统”还曾组建过工作组专门调查过“一点红”藏宝图的下落，最后仍是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当下，金必旺等刑警听储兴德如此这般一说，也就只是当故事听。他们根本不可能没理由地把藏宝图传说跟他们正在承办的专案联系起来，直到当天傍晚金必旺遇到了一个人……
四、武林名宿“九阵风”
金必旺遇到的这位，自1945年抗战胜利以来在重庆的“道上”是有点儿小名气的。这位兄弟名叫唐显扬，涪陵人氏，二十六岁。唐显扬是乞丐出身，旧时的乞丐，如果想靠行乞谋生是不可能的，得另外找点儿副业干干，比如偷窃、抢夺、行骗之类。唐显扬七岁开始行乞，几年下来对于此类“副业”的活儿已经熟稔于胸。渐渐地他发现“副业”比行乞收入高得多，有时干一票就能逍遥一个月，于是就考虑转行。转行后不久，他就发现涪陵这个舞台对于他来说显得太小了，就逆江而上来到重庆。
唐显扬还记得，他抵达重庆的这天正好是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山城的当天，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之后的两三天里，整个城市从高层权贵到底层百姓全都在狂欢。所有人——包括警察在内——心绪都变得特别欢畅，连平时锱铢必较的商家也变得大方起来，出售的商品打折一直打到成本价位，甚至还有免费请客的。这种状况无疑给唐显扬提供了施展“技艺”的最佳机会。他混杂于游行人群中，频频扒窃，屡屡得手。也有偶然失误让人觉察的，不过也没人跟他计较，连警察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甚至还有个女大学生在察觉他扒窃后，干脆从钱包里掏出几张钞票送给他。
就这样，唐显扬在初抵重庆三天内的收入竟然使他有了开一家半个门面的烟纸店的本钱。他开店后，随即寻找靠山。最好的途径是操袍哥，不过袍哥的组织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比如，被认为从事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搽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都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公然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因此，像唐显扬这样的人是不能操袍哥的。不过，这难不倒唐显扬，不能操袍哥，他就找了一个比袍哥还可靠的对象投靠——警察局。他成了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耳目、眼线。
从1945年底到1949年初冬山城解放，唐显扬为国民党警察局刑侦大队效力四年，他向刑警提供的情报，使国民党警方破获了上百起刑事案件，其中不乏大案要案。唐显扬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获得警方的奖金，二是包括袍哥在内的各方势力都不敢得罪他，三是他有时技痒难熬下手作案也无人追究，四是黑道上的那些小混混儿不得不向他奉上“孝敬钱”。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接管了旧警察局，也接管了像唐显扬这样的耳目、眼线。由于唐显扬在这方面干得比较出色，公安局领导决定由刑警队队长金必旺直接掌握他这条线。一年多来，唐显扬向金必旺提供了许多线索，其效率在耳目眼线中名列前茅。
7月16日傍晚，金必旺在二分局附近的一家面馆前遇到了唐显扬。唐显扬对他说：“金队长，有桩事儿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听一听？”金必旺说小唐你要说的事儿我都有兴趣听的。唐显扬所说的事儿是关于最近重庆“道上”所传言的“一点红”藏宝图的，他告诉金必旺说这回的传说并非像以前那样属于空穴来风，而是真有其事，有人已经看到过那张图纸了。据说，藏宝图是一个“雏儿”在第二区寸滩那边的下马坡打劫时获得的。
金必旺一听“下马坡”三字，顿时一个激灵，一指面馆隔壁的冷饮店：“里面坐着说！”
两人进了店堂落座，金必旺给唐显扬要了一个冰淇淋，自己舍不得破费，只要了一杯冰水，一口口呷着听唐显扬说情况——那个“雏儿”劫得藏宝图后，因为不识货，也就没当一回事，去了一家面店吃面，他拿着藏宝图左看右瞧不得要领。这时，正好让两个进店吃面的“道上”人看见，其中一位是识货的，当下便怀疑这就是江湖上传说了多年的藏宝图，于是就跟“雏儿”搭讪，最后以一百万元的价格把那张图买了下来。这张图，现在据说已经转让给一个诨号“九阵风”的人。“九阵风”跟唐显扬的一位叫恽民辉的结拜兄弟交往比较密切，他把藏宝图买到手后，看不懂，就请恽民辉协助解读。今天下午唐显扬遇到恽民辉时，得知他尚未弄清楚该图的含义，但是，他们对于这是一张藏宝图毫不怀疑。
金必旺返回分局后随即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大家一议，都认为唐显扬所说的那个“雏儿”所作的那起抢劫案，受害人十有八九就是华锦秀。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变得既有清晰的倾向又显得更加模糊。清晰的是，看来裴俊君那天让华锦秀从同居住所送往“金富祥饭馆”的并不仅仅是五十万元钞票和一册《七侠五义》，而且还有一张被认为是藏宝图的图纸。这样就可以解释裴俊君为何为了区区五十万元钱跟一向相敬如宾的华锦秀大发雷霆甚至动手了。模糊的是，这张藏宝图跟已经被害的裴俊君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被害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丢失了藏宝图？又是什么人对他下的索命毒手？
议到这里，金必旺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7月7日柳五爷三人跟裴俊君在“鸿洲馆”吃过晚饭出来后，那个在路边叫住裴俊君的男子，跟7月3日华锦秀被抢那天在“金富祥饭馆”与裴俊君吃饭的那个男子是否同一个人？
金必旺立刻指派刑警马疾、章凤翔前往“金富祥饭馆”向老板伙计查询。“金富祥饭馆”方面所提供的关于7月3日跟裴俊君一起用餐的那个男子的年龄、外形，与柳五爷三人所说的那个唤住裴俊君的“老陈”相符。
如此，情况就清楚了，从法医检验结论来看，裴俊君应该是在从“鸿洲馆”吃过晚餐后不长的时间里被人下毒的，从时间推算，下毒者应该就是那个唤住裴俊君的瘦高男子，这个男子因为那张藏宝图跟裴俊君有着利益相关的关系。因此，裴俊君在华锦秀丢失藏宝图后，会由一个平日里彬彬有礼的君子摇身一变成为实施家暴的莽汉。之后数日里他发疯似的四处奔波，扬言要为自杀的华锦秀复仇而寻找那个强盗，其实并非真为报仇，而是为找回那张丢失的藏宝图。原本准备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从裴俊君手里获取藏宝图的那个瘦高个子，那几天里显然不断地催逼裴俊君。最后，他终于失去了耐心，或者对裴俊君所谓丢失藏宝图之说产生了怀疑，于是就决定以剥夺裴俊君性命的方式来与他了结这段关系。
专案组对下一步如何行动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先查到那张藏宝图后再作计议。
7月17日，刑警通过唐显扬的朋友恽民辉约见了“九阵风”。
“九阵风”的大名叫闵清潮，是石柱人氏，苗族人，五十开外。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其祖上早在明朝就已是朝廷的武官，武艺代代相传，传到闵清潮手里据说已经大打折扣，可即使如此，他的拳脚、器械功夫也颇为了得，施展开时，疾如闪电，令人限花缭乱，而且那种进攻是一波紧连着一波的，一共有九轮，所以江湖上给他起了个诨号“九阵风”。这人是个亦黑亦白之辈，不过他没操袍哥，也没参加或者自己组建过什么帮会组织，只是开了家武馆，据说二十年来教出的徒子徒孙已经遍及全省，湖北、陕西也有。由于名气大，所以他的武馆就成了各方都要关注的一个江湖码头，川中各“公口”的袍哥、其他帮会，以及小偷强盗、地痞流氓、警探便衣，甚至“军统”特务，还有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都跟“九阵风”结交，各有所需。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查查“九阵风”的历史，好事歹事都做了不少，不过，并未直接参与政治、刑事方面的犯罪活动，也不是任何政党、团体、帮会的成员，所以审查下来的结论是功大于过，免予处罚，还让他继续经营武馆。
新中国成立后，武馆虽然还可以运作，不过花钱学武的人大为减少，“九阵风”的收入直线下降，他要养家糊口，自然要考虑创收问题。7月5日，“九阵风”偶然间听一个练武的徒弟说起有人买到了一张藏宝图。像“九阵风”这样的老江湖，自然是知道“一点红”藏宝图之说的，心里一动，寻思着如果把藏宝图弄到手，破解出藏宝之秘，那岂不是能发大大一笔财吗？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打听。
像“九阵风”这样的武林名宿根基深，人脉广，也就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打听到了藏宝图的下落——是一个名叫周醒悟的石材商从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雏儿”手里花了一百万元买下来的。巧得很，这个周醒悟以及他家爷老子周志鹏的两条性命都是“九阵风”救下来的。那是十年前，周家父子为生意上的事得罪了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一个姓关的中队长要抓他，扬言说逮住了就送渣滓洞。周氏父子吓得魂不附体，逃亡在外，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寻思这样下去何时才是尽头呢？于是就托人辗转找了“九阵风”，请闵爷从中斡旋。“九阵风”找人一打听，那个中队长是他一个弟子的结拜兄弟，就让徒弟请关队长吃了顿饭，说了说。姓关的自然要买这份面子，答应不再追究周家父子。当然，周家父子必须得破费若干。
现在，“九阵风”得知原来藏宝图是周醒悟买下的，寻思这好办，就派了一名弟子前往捎话，说闵爷听说你得了一张什么图，想见识见识，开开眼界。周醒悟听了，立刻带上藏宝图来见“九阵风”。一见面，行了礼，便把一个扁扁的医用铝盒双手奉上，说闵爷您要的图就在这里面。
“九阵风”把铝盒放在一旁，也不打开看一眼，就问对方这物件的来源。听完后，点了点头。周醒悟便知道老爷子喜欢这张图，而他呢，打自7月3日把这张图买到手后，已经研究了多日，反反复复看下来也琢磨不透是怎么回事，寻思看来自己跟这份财富无缘。当下见“九阵风”喜欢，而十年前老爷子救了他们父子后拒绝酬谢，那份大恩至今未曾报答，现在何不借机还了这份人情？再说，以“九阵风”在江湖上的名气，如果他破解了藏宝图找到了“一点红”藏匿的财宝，那肯定会分一份给自己的。这样想着，周醒悟就开口道：“这是小辈随手买下的，也看不懂上面是些什么，闵爷你有兴趣就把它留下、闲时琢磨琢磨权当解闷儿。”
“九阵风”也不客气，点头收下了。不过，他从来不白捡别人便宜，当下就拿出一千万元让周醒悟收下，说这张图究竟是不是江湖上传说的藏宝图，容我琢磨了再说。不过，人与财帛，是讲究缘分的，即使真是藏宝图，那也要看我闵某跟这份财帛是否有缘分。倘若有缘分，闵某发了财，那自然少不了你小周一份。
“九阵风”一五一十说到这里，从怀里掏出那个医用铝盒，放在金必旺面前。“金队长，这图我琢磨了几天，看不出有什么机关，既然政府对它感兴趣，那我就交给您了。”
金必旺说我们找你了解此事，是由于调查案子的需要，至于这张图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藏宝图，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把它交给政府，是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在这方面如何处置是有政策的，如果真是藏宝图，并且据图发掘出了密藏的财宝，政府会根据其价值按比例发给你奖金的。你跟我们接触这件事，请你务必严格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以免影响我们的调查工作。另外，如果我们在调查中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请你到时候一定要伸手相助。如果发现了什么情况，也请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哪怕半夜三更来找我，我都保证欢迎和感谢。
送走“九阵风”后，专案组刑警打开铝盒查看那张“九阵风”用十倍于原价的钱钞从周醒悟那里得来的所谓藏宝图。这是一张十八厘米见方的上等宣纸，上面用毛笔画着房屋、山峰、树林、小溪，并不是那种山水画的画法，只是在纸上看似随意地东画几笔山峰，西画几棵树，南画一截溪流，北画两间房屋，每个图形四周均以虚线画着框框，每条框线外侧都用蝇头小楷注着一组阿拉伯数字，权且当其是坐标，各坐标之间用墨线互有连接。墨线旁边也有蝇头小楷注着的阿拉伯数字，都是四位数。宣纸的右上角画着一个十字图案，线条的四端自上方顺时针依次写着“北”、“东”、“南”、“西”——这是通常地图方向的标法。刑警看下来，觉得图上的汉字、阿拉伯数字都写得很好，看得出执笔者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力；不过，画画的笔法就显得幼稚了，每个图形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描了又描的，由此可以知道执笔人虽然练过书法，但对于绘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
那么，这是不是藏宝图呢？这个，专案组刑警说不清楚，此刻也懒得去琢磨。因为，大家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他们是侦查案子，这张图如果对他们有用，也只是从其跟案情的关系上面去考虑。现在，金必旺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华锦秀的那封遗书内容来看，当时她是按照裴俊君的吩咐取了五十万元钞票和那本《七侠五义》，然后就挎着坤包去了下马坡。她并没有提及这张薄薄的“藏宝图”。这是她没有发现呢，还是知晓此事而没在遗书中说明呢？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已经准备自杀的女人——而且她的自杀原因是过度愤慨，而不是绝望，应该会把作为导火线的关于钞票和书的细节讲清楚，可是，华锦秀却一个字都没提。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合常理？
金必旺把这个不解提出来让全组讨论，众刑警议来议去，想到了一种可能：华锦秀所说的五十万元钞票和《七侠五义》肯定没错，而根据“九阵风”所说的周醒悟在面馆向那个被称为“雏儿”的强盗买下这张图来看，这图应该是“雏儿”抢劫华锦秀所得。那么，这张图究竟是和钞票一起放在信封里，还是夹藏于那本《七侠五义》中？或者，它甚至是被裴俊君预先藏在了华锦秀的坤包里？
看来，有必要先把这个情况查个明白。只有查清楚这一点，才便于下一步的分析和侦查。于是，专案组决定抓捕那个抢劫华锦秀坤包的“雏儿”。
7月18日，金必旺再次约见“九阵风”，说因为调查工作需要，公安局要找到那个“雏儿”，希望闵老爷子能够予以协助。“九阵风”一口答应，说蒙金队长看重，老朽一定效力，给我三天时间，我把那小子揪到金队长跟前来。
事实上，“九阵风”根本没用三天时间，他是上午九点多离开二分局的，到下午两点多，当他再次出现在金必旺面前时，身后跟着一个人——就是那个被称为“雏儿”的关大福。
关大福是江津人氏，二十三岁，十六岁到重庆来混日子，曾在朝天门码头干过挑夫、在饭馆当过跑堂。1948年，他参与一起抢劫案，不久案子被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侦破，三名案犯都落了网，他是从犯，被判了三年徒刑。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军管会接管了监狱，甄别下来认定关大福须继续服刑。这样，他到1951年6月26日才刑满出狱。关大福回到江津老家去转了转，觉得在小县城混没什么前途，于是又到了重庆。可是，新社会跟旧社会不同了，他在重庆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就想到了抢劫作案。尽管关大福有前科，可是在“道上”的人眼里还真是个“雏儿”，在下马坡利用暴雨骤降之际抢劫华锦秀倒是成功了，可是往下他就外行了。你作案成功后，该去找个隐蔽的地方检点“战利品”吧，他却不是．径直进了一家面馆，要了两个冷菜、一碗酒、一碗面条，在等侯上菜的时候就追不及待地检查“战利品”了。如果这时候进面馆吃面的不是周醒悟，而是便衣警察，那他百分之百当场人赃俱获了。
言归正传，那张一百万元卖给周醒悟的藏宝图（关大福不知道“藏宝图”的说法）是从哪里找来的？
关大福供称，是夹在那本《七侠五义》的包书纸内层的。
关大福的供词使专案组诸刑警隐隐感到这张图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个重大秘密。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把藏宝图送交市局技术室进行鉴定，先弄清楚究竟是不是藏宝图再说。
